某程度上，一個國家或城市的展覽模式，是反映了該地文化質素及社會重思維的重要指標。記得以前，書展還未被練習和宣傳政見的場所時，偶爾逛過非名牌參展商，還是會找到香港一般少有的文學書籍。當然在現今書展，要找到近代的村上春樹、或中期的尼采、或古代的論語之類的有名書藉或作者叢書，還是很容易，因為是人所共知，所以才容易。相對沒麼有名氣的文學作家，簡單如一本《博科擺》、《死後的四十種生活》等，已在書展的補充練習和嘩眾取竉的讀物洪流裡沉沒得沒跡沒蹤。
可能始終在大專唸過那麼幾年中文，愛好文學創作的同學已不會再在香港書展出現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圳書誠或台灣誠品，最近甚至連那幾處都沒去，就躲在家中重看舊有書籍，因為他們都心痛認為，香港是沒有滿足到他們對書的飢渴慾望。隨著香港老書店的沒落，書店知道，要生存就要賣有利可圖的書藉，而大部分的人，也只會買有利可圖的書籍，於是，書的門檻降低到：甚麼是書？練習書政見書爭取權益書抵毀意見書和教科書。文學，卻沒有可站的位置，除非你有村上先生的名氣和蘿琳小姐的粉絲數，否則只好跟香港書展說再見。
這年，沒有去書展的朋友多了。連喜愛書本的人都不去書展，書展的意義又何在？以前有間專賣文學類的小檔，檔主是上了年紀，操不純正廣東話的老伯，而檔的大小，也恰好是他一人可獨力看顧的呎吋。遺一遺憾的是，他是個簡體字書檔，在喜歡繁體字的朋友眼中，總會略過，若不是經朋友介紹，也不會踏入。可惜那年是伯伯最後一年作參展商，因為他賣的書跟其他書商不同，沒有練習和知名作家的書，只有少為人知的文學著作和翻譯。當然那些「中文人」朋友在他檔中可找到幾本對口味的，但卻只有那麼幾位人步入。「下年不會再來香港了，因為沒有客人，雖然可惜，但我拿不出香港人喜歡的書來賣，也只好離開。」他說，「反正租金愈來愈貴，我這幾年都賠了錢，也無力再賠。」然後那年後的書展，再看不到伯伯的身影。可幸的是，我們從伯伯身上學到那套護書方法仍猶記得，也總算沒錯過與一個愛書不愛錢的小老闆談過一席話。
以香港人務實性格，搞文化搞藝術是望不可及的事，始終那回事回報率低、投資風險高，而且所需資源、人力和時間不少，聰明的香港人，很容易放棄藝術文化事業，亦很容易把那些充分表達城市文化水平的東西看下去。於是，藝術和文化在香港人手中，漸漸變為用以嘩眾取竉之物，畢竟嘩眾取竉既能賺錢，又可與文化沾邊，何樂而不為？只可惜香港人對此要求極低，不是嘩眾不可成為藝術文化，而是太重於取竉，在本身而無「低蘊」的民眾手上，諷刺嘲笑與對口味行先，於是低俗文化也搞得多是有低俗而無文化，少有文化的，又被投訴說看不懂。這不是香港人的錯，原本就不是，但傳媒人，你們做就了一個怎樣的香港，香港人就以怎樣的形態出現，威力之大，足可引導社會，動搖社會人心，從而影響風氣，再塑做出一個人群假像去渲染其他人，羊群心理下，社會成形。於是，書展也漸漸成了補充練習特賣場，而舊書店也只可成為回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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